（原标题：乡村再繁荣： 农业技术革新和互联网 再造“希望的田野”） 乡村再繁荣： 农业技术革新和互联网 再造“希望的田野” 文/戴春晨 时下正是春耕时节，我的家乡，粤西海滨的一座小村庄，正呈现出一幅全新的面孔。 伴着春天清透的阳光，两台引擎轰鸣的耕作机在田间地头来回往复，往年随处可见的耕牛已经难觅踪迹。往年在地里紧张干活的村民们，则悠闲地摊着双手守在一旁。他们正排着队，等着机器开到自己的地里去。 这两台机器并不属于村里的某位农民所有，而是来自一家专业化的农业服务队，他们的服务覆盖了附近的十村八寨。 这使我感到惊讶，两台轰鸣着的机械，预示着“村史”上新的农业生产经营方式正在到来。以往“包办”农业生产所有活动的村民们，正在有意识地将部分生产环节“外包”出去，这意味着产业链“分工”的出现，同时也说明农业生产正进一步与工业、服务业等其它行业发生联系。 这种民间自发出现的新业态，将有可能成为当前中央一号文件强调的农业供给侧改革的切口。 “分工”造就质量 记忆中，往年村里的春耕种花生，往往是一场紧张的“全家总动员”，需要完成准备种子、翻犁、下底肥、成垄（种花生需要垒起20-30厘米高的长条形土垄，土垄之间形成沟渠用于排水灌溉）、播种等多道“程序”。一户人家的一亩三分地，整套下来少说也得四五天。 而村子里“请来”的耕作机，不仅能轻松完成翻犁和成垄，同时还能同时下肥和播种。时间也不过几十分钟，村民只需要付出几十块钱的“服务费”。同时，十村八寨的“市场需求”，又能养活这样小规模的“农业服务队”。这是一个双方都不亏的“买卖”。 更深层次的意义是，长春做网站，效率的提高、农民劳动强度的缩减，还能促进农产品质量的提升。放在以往，由于劳动强度大、技术不熟，农民很容易滥用化肥和农药，而人工的劳动总会出现随意性：这都会影响农产品质量的稳定。将部分生产“外包”后，专业的服务商能提供专业的施肥和打药方案，同时还能在大规模的实践中不断修正。而这种“专业”和“自我修正”，往往意味着更好的质量。 另一方面，从高劳动强度中解放出来的农民，则有时间去学习技术、去思考市场需求、去寻找更适合的品种、去寻找更适合的合作伙伴。 值得注意的是，“分工”的变化，并不是孤立出现在春耕这一环节。在我所在的村子周边，已经有更多的“分工”新业态，农资经销商开始往农村派“巡逻”的技术员，指导农户进行打药施肥作业；物流快递网络、淘宝网点开始进入乡村，承担了部分农产品的销售。 一位返乡做农村电商的创业青年告诉我，农民专注于生产，但并不懂得营销；而他的团队的优势在做品牌化营销，双方结合能使农产品卖出更高的价格，实现双赢。 尽管我所在的乡镇，农村电商对农民的走货量贡献并不大，但网上销售树立的品牌，有助于农民提高在批发渠道走货议价的能力。 近几年的中央一号文件，均贯穿着“增效提质”的主线。2017年的中央一号文件，更是重点强调解决供给侧的问题，比如农产品需求升级了，质量跟不上；资源环境承载力到极限了，绿色生产跟不上；还有农民增收需要新的增长渠道问题。 农业第三方专业化服务的出现，正是解决这一系列问题的切口。而农业与其它产业发生更紧密的联系，也有助于推动一二三产业的进一步融合，从而创造农民新的增收点。 农村也有可能“再繁荣” 机械化耕作、电商销售等新业态，在促进农业增效提质的同时，也迫使农业来到了一个“不得不变”的关口。 从生产能力上来讲，长春做网站，机械化和互联网营销，需要规模化的作业和标准化的产品，由此才能保证农产品的质量和供货能力。但目前而言，像我所在的这个村子，村民们还处在分散经营的“小农”时代。有技术的加持，中国农业要往前一步，其中被讨论最多的方法是，通过土地流转，将分散的土地集中起来，打断中间用来行走和充当边界的田埂，统一经营管理。 这也是多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强调的“适度规模”经营。“适度规模”，需要技术、需要大笔投资，需要一大批“新型职业农民”。除了培植本地的农业大户外，需要更多的人返乡下乡成为“新型职业农民”。这就遇到一个问题，农民凭什么留得住、在外就业青年凭什么回流、工商资本凭什么下乡？ 今年在家过年，我发现一些可喜的变化。早已习惯用按键功能手机的母亲，饶有兴致地让我教她使用智能手机，还让我将邻居大妈的16段广场舞视频拷进智能手机，供她观看学习。她告诉我，身边的人都会使用智能手机和跳广场舞了，她就要“落伍”了。 有趣的是，今年春节之前，我所在的遂溪县，还专门搞了第一届面向全县乡村的广场舞大赛。据我妈说，一位邻居大妈所在的队伍还拿了奖。另一个细节是，村口随处可见运营商安装网络的广告，而附近有的村子已经实现WiFi覆盖全村。 这些细节，不仅说明互联网在现在的农村有多普及，也说明城市的生活方式正在向农村渗透，农村的生活正变得越来越“时髦”。 在一线城市生活压力越来越大的情况下，这是吸引在城市的人们回到或来到农村的“卖点”所在。而随着大量人口的涌入，乡村的商贸、服务业还将为本地村民提供更多就业的岗位。 这与众多“返乡笔记”中描述的“凋敝的农村”有很大区别，或者说是“凋敝的农村”走向“再繁荣”的积极信号。 需要强调的是，无论是农业产业链“分工”的出现，还是乡村生活的“再繁荣”，都是民间自发形成的。民间自发的尝试，曾经推动了国内的诸多改革，如安徽凤阳小岗村的经验。 而这一次，官方的改革并没有落后民间探索多少，或者说几乎与民间同步。在2017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中，“新型职业农民”、“返乡下乡”创业均成为关键词，同时还有产权改革、金融政策等方面的支持。 我注意到，此番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农村集体改革中要“确立成员身份”，这有可能开启农村产权“能进能退”的新时代。届时，村里的人通过退出“成员身份”到城里去，而城里人则可能承接“成员身份”进入村里来。如果这种双向流动能够实现，将极大促进更多的高素质人口流向农村、流向农业。